那时候他的心里已经有了梅花,不过他的自制力很强,不经常见面。他对家庭有责任感。可是他越来越感到,这个家庭快维系不下去了,不仅因为感情,而且还因为经济。贾桂娥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办企业太出格了,要给他惹祸的。他向有关部门发下话去,贾桂娥不代表他,不能给她办任何事情。但是不管用。方话不入圆耳朵。
也许一开始就错了。
那是1970年,他从清华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冶金部设在鞍山的第三冶金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机修厂,当然是下车间当工人。同去的有16名大学生,除他以外都陆续地与车间女工结了婚。他身高1米80,英俊潇洒,会拉小提琴,在清华当过乐队指挥,想找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。
这时候中专毕业的绘图员贾桂娥出现了。在师傅们的撮合下,二人谈起了恋爱。但谈了两个月后,慕绥新觉得她太俗,想结束恋爱关系。
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。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,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,马上就神经了,疯了,寻死觅活,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。他只得跟她结了婚。
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。过日子,忙工作。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。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,当了官。
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,又很快地全都离了,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。慕绥新没有这么干,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。
这么做是对了,还是错了?就算对了吧。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,这次对了,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,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。生活是很危险的。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,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。
那个年代生活困难,贾桂娥学会了理发,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,二人对着镜子笑。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。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?回想起来很是懊悔。
“政绩市长”
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。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。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,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、规矩他也不讲,或者说不懂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“研究研究”,在他这里很少出现。行就行,不行就不行,当场给你答复。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,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,如果可以办,他就马上写个条子,交给秘书去办。除了正式大会,讲话从来简短,枣核解板——没几句(锯)。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。
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,连那种非常严肃、重要的市委常委会,他也毫不在乎,说不参加就不参加,迟到更是家常便饭,常常出现“书记常委等市长”的场面。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,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,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。但在沈阳,大家公认慕绥新是“党内个体户”,司空见惯,奈何他不得。
在书记、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,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。他思维超前,头脑敏捷,书记总比他慢半拍。但人家毕竟是书记,你不能这么办啊!
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,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:“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?”“不想干我收拾你!”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,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,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,他便说:“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,不是让你论证不行,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!”
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,不讲究方法,不斟酌手段。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,便越是勇猛向前,不顾细节。
他当选沈阳市长后,除了集体宣誓,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。他对记者回忆说:“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,没让任何人看过。核心的内容是,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,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、骄傲和自豪。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。”
他接着说:“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,呼呼往前冲,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,我都可以克服。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,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,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,我要实现我的抱负,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。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,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·7%。”
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,但说明慕绥新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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